上学路上特务的生活（一）

我们这一代人，有幸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不幸的还是赶上这改革开放的年代。

八十年代的我不能像哥哥姐姐们一样，在家门口一口气把小学六年读完。八五年小学有个很大的改革，每个乡要办一所中心小学，再按片分立联校，其余偏僻的村只准办到四年级。

我的不幸就是那年四年级“毕业”。小时候我比较调皮贪玩，一般我喜欢看牛羊，扯猪草，“学校”我把它当成躲避其它劳动的地方。突然的改革，我就变成可怜的羔羊。“中心小学”崭新的楼房，宽敞明亮的教室，“有能力的老师”，谁都想去那里读书。“心想事成”，在这里就成不了。

改革开放，开放了沿海的城市的同时也开放了内地的学校.有史以来，上小学在这里开考。全乡一千多四年级“毕业生”，中心小学只招四个班，200个学生，发通知书的只有160个。另外40个是内部指标和搞活经济的指标。

小学的市场化，商品化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。

可想而知，我是不可能收到有史以来上小学要的“录取通知书”。那天中午邮递员走到我们村口，大声的叫：“考上中心小学的出来拿通知书”。只要家里有读书的，大人小孩都跑出来围着邮递员，我当时以为只要考了就有通知书的，也端着饭碗围过去。听到邮递员在念名字，“XXX，XXX，……”可能是太吵，没听到我的名字，就挤进去问，还是没有。拿到“录取通知书”的小伙伴们都高兴得跳起来，大人们那心情也不比现在小孩考上大学的差。我跟在爸爸屁股后面也灰溜溜的回家。一进家门第一件事，爸爸把我手上的饭碗下掉。妈妈拿着“皮条稍稍 ”抽我的屁股，这是我第一次为读书讨打。真的是屁股开花，有半个月只能趴着睡觉。

转眼又到九月开学了，往日一起过家家的小伙伴们都拿着“录取通知书”报名去了，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，也怕不读书后要干农活，我就开始绝食。第一天他们不理我，第二天妈妈问我为什么不吃饭，开始我不吱声，晚上再问我为什么，我说：我想读书了。

其实父母早几天就在帮我想办法，不让我知道而已。去中心小学读，要缴五十块所谓“委培费”还要找人拉关系。那时爸爸在外面做一天木工才两块钱，要爸爸白干一个月，他才不干呢。再在村小读四年级，可人家老师说：“人家这么高都讨婆娘了，你还来都四年级”。就这样人家开学一星期了，我还在家里看牛。后来父亲打听到体制改革后，青松老师在宾江联校当校长。就带我去找青松老师，是青松老师给了我再次上学的机会。

那时由于我不长知识，所以只长身体，家里又穷。那年冬天我就一直穿那接过五次裤脚，膝盖和屁股上补了十个补丁的劳动卡长裤，和满叔给我的劳动卡工作服，一个补了四个劳动卡补丁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书包。接过五次裤脚的长裤晒出六种不同的颜色，配上一般人没有的工作服，天气冻的时候二叔给我的劳动卡鸭舌帽，这样一身打扮和我那么大个子，在当时大家都穿四个口袋中山装的中间确实是出类拔萃。改革开放我是第一个赶上“时髦的”。

那时候的小孩子一般都有个亚名号，以前因为我没有什么特点。一直没有，有时还要爸妈帮我取个亚名号。改革开放我取得第一个成果，就是因“时髦”而闻名的“老特务”。虽然知道大家在取笑我，但是为了这梦寐以求的亚名号，我还是接受了，慢慢的习惯了。后来在学校只有老师叫我的名字，同学们都叫我“老特务”。

那时的特务比较纯洁，获得再次读书的机会后，也比较董事。在青松老师两年的精心教育下，以全班第二的成绩考入XXX乡中学。我们班六十多个学生，只考上三个，第一名的叫曾立梅，虽然考上了，但家里没钱交学费，只有放弃了。可见当时想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是多么难。

未完，待续……